人社部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，截至6月末，我國農村在外務工人數僅同比增長1%，增速僅為去年的一半?！懊窆せ摹苯陙眍l繁見諸報端，這一數據表明，接近2.8億的農民工出現了總量增速的持續下滑，這再次引發社會熱議：農民工不再是取之不盡的勞動力“蓄水池”，人力成本上升趨勢不可逆轉。
勞動力開始有限供給
人社部7月底公開了對10省500村勞動力轉移的監測數據。上半年，500村新增農民工29.4萬人，同比僅增長1%。而接近2.8億的農民工出現總量增速下滑并不是首次。
從2010年起，我國農民工的增速已連續4年出現下滑。根據《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》抽樣調查結果，去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，比上年增加501萬人，增長1.9%。2011年、2012年、2013年和2014年農民工總量增速分別比上年回落1個、0.5個、1.5個和0.5個百分點。人社部原副部長楊志明早在今年2月就表示，農民工“正在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”。
近幾年來，每年春節前后，是人員流動最大之時，招工難成為很多企業面臨的“開年第一難題”。以蘇州為例，蘇州2015年二季度住宿餐飲業仍是主要缺工行業，缺工企業比重達80%。
農民工增速放緩供不應求，直接導致了用工成本的升高。2014年，我國農民工平均月收入2864元，比上年增加255元，增幅9.8%。而從2000年到2013年，我國工資平均每年增長11.4%。
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發展為“世界工廠”的中國制造業因人力成本的上升，也受到了影響。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曾稱，我國制造業成本上升明顯，不僅高于東南亞、東歐等地區，達到了美國制造業成本的90%，珠三角、長三角更是達到美國制造業成本的95%，甚至有個別企業家到美國辦紡織廠，因為成本比在國內還低。
三個推手
“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，使得勞動力的供給小于需求，必然導致其工資的上漲?！敝袊嗣翊髮W經濟學院副教授丁守海在接受《工人日報》記者采訪時表示，人力成本的上升受到了勞動力供求關系的影響。
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指出，2012年末，我國大陸15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3727萬人，比上年末減少345萬人，比上年末下降0.6個百分點。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重，勞動力人口下降趨勢加劇，人力成本持續上升不可避免。
復旦大學教授陸銘在接受《工人日報》記者采訪時認為，勞動力的流動出現了制度性的障礙也推高了人力成本?！皯艏贫鹊拇嬖谝约俺鞘泄卜障碛性诓煌瑧艏丝陂g的差異人為地推高了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成本，因而只有更高的工資才能留住農民工?！?/p>
陸銘的觀點也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張翼的認同：長期在城市工作卻沒有城市戶籍，享受不到作為市民的公共服務，用工資繳納個稅卻不能領取社保。農村土地價格的上升、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，這些都影響了農民工的勞動意愿。
工資提高使得人力成本被推高，但人力成本并不僅僅包含工資或是工資福利等的支出。所謂人力成本是指企業在一定的時期內，在生產、經營和提供勞務活動中，因使用勞動者而支付的所有直接費用與間接費用的總和。
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就指出，“勞動力成本當中有一塊是社會保障的提取，通常占我們工資總額的40%，這不是市場決定的，不能根據經濟形勢的好壞變動，是法定的，帶有強制性，這就是制度成本?！痹谥芷淙士磥?，制度成本較高也是人力成本上升的一個推手。
轉型之機
隨著“人口紅利”的逐漸削減，作為廉價勞動力“蓄水池”的農民工群體發生了變化?！耙蛑贫然蛘邔е碌娜肆Τ杀镜脑黾?，就應通過政策轉變，應對這些新變化?！标戙懻J為，應從制度層面為農民工進城務工減少流動困難。
2014年，國務院出臺了《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》，指導思想側重為“穩定和擴大農民工就業”，其背景就是農民工供給的變化，“希望能出來的農民工盡量轉移出來”；同時“推動農民工逐步實現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和在城鎮落戶”，并提出明確的目標：到2020年，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，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。
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也認為，從戶籍制度上“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、同等對待農民工”，讓這個群體穩定下來，對未來有長遠預期，這確實是政策要做的。
除了政策應對，丁守海認為，企業也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，要么退出市場，要么進行變革?！叭肆Τ杀旧仙遣豢杀苊獾内厔?，企業不得不通過創新和提高生產效率來應對。從長期來看，這對于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?！?/p>
“人力成本上升通過倒逼機制促使企業進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，即第一、二產業再向第三產業升級，從低技術水平、低附加值向高技術、高附加值轉變?！倍∈睾Ｕf。
